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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陪读大军”背后的教育焦虑
开学季，有关陪读的话题又热了起来。某知名中学周边，陪读房已“一房难求”，粗略统计，校内房三年租金高达24万;一套距离市中心20多公里的房子租出了比市中心还高的价格，唯一的原因就是旁边有一所优质中学，一掷千金求租的人，皆为陪读而来……从农村到县城，再从县城到大城市，陪读家庭如游牧般举家迁徙，不为追逐丰美的水草，只以心中优质的教育资源为目标，择校而居。
对于陪读，这一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现象，许多家庭都不陌生。中国社科院的相关统计显示，我国36.8%的家庭存在父母陪读的现象，覆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硕士、博士的全部阶段，而十多年前播出的电视剧《陪读》也细致呈现了“望子成龙”的人间悲喜，将剧中父母为了孩子学习付出的沉重代价，刻画得淋漓尽致。
根据陪读的表现形态，大体可分为临时性陪读、阶段性陪读、隐匿性陪读、全程性陪读等几类。临时性陪读主要指家长在工作之余，在孩子接受课外辅导过程中给予的陪同;阶段性陪读指在孩子学习的关键时期，如升学、高考等阶段的陪同;隐匿性陪读是指家长看似工作，实则以工作名义陪读;全过程陪读多为生活在农村的家长为照顾远离家乡求学的孩子，举家迁徙的陪读。多种陪读样态也催生了“陪读经济”。以位于安徽六安市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镇为代表，一所学校拉动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学期中，镇内人声鼎沸，一放假，人去城空，学校成了一座城的“心脏”与“晴雨表”。而培训机构门口的咖啡厅与小卖部、小吃店的人流如织;优质学校附近房屋的紧俏与价格的畸高，等等，都是“陪读经济”的样貌。
多元的陪读现象，折射的正是复杂的教育图景。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够均衡，是“陪读大军”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均衡的推进，教育资源校际、城乡、区域间不均衡的状况已经大大改观，但优质教育资源的高位均衡距离公众期待仍有差距。良禽择木而栖，望子成龙的家长自然也会择名校而居。再加上部分家庭对于升学与应试的过度追求，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该由父母包办的错误教育观和成长观，家长也就被裹挟进陪读队伍。
打量陪读现象，从来都不应只在教育维度进行。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与心态，成才观、价值观以及城镇化的进程、城市教育文化等公共资源的布局，都将对家长的心态和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反过来，家长的教育选择也会反作用于地区的教育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看待陪读现象，决不能简单以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待之。而缓解陪读现象，应该从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布局、科学成才观与教育观的引导、互联网在线教育手段的丰富、师资力量的培训等多方面着手，政府、社会、家庭都是重要的责任主体。
当然，陪读现象绝非我们国家特有，也绝非无法破解的痼疾难题，因为这是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产物。相信随着多方合力推动，人们会以更加理性的心态看待子女的教育和成才，新时期的“孟母三迁”及候鸟式、游牧式家长也会越来越少。
“重点班”是教育焦虑投下的阴影
尽管《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该法实施近10年，全国各地初中阶段重点班非重点班划分却从未停止。
当然，学校基本不会明目张胆地直接以重点班之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实验班”“竞赛班”“优培班”“火箭班”“宝塔班”等名目众多且意味深长的名字。当然，这些名字背后的共同实质，大家都懂的。
有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出在对“重点班”的认定上。一些学校为了规避现行法律法规，改头换面，和教育行政部门玩起了“猫鼠游戏”;但另一方面，部分学校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也不能一棒子打死。这就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好监督和执法工作，尤其是对重点班的认定。在笔者看来，这种思路，停留在技术层面，没有看到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动因。
笔者想讲一个小故事。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另外一种是蜗牛，慢慢爬上去。但是，蜗牛只要坚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看到的世界，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心灵鸡汤式的励志故事。因为故事的结局是光明的，强调的是结果平等。但是，如果要使这样的结果平等能够成为现实的话，除了蜗牛自身的不懈努力，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过程平等——蜗牛与雄鹰都能享有相对宽松和平等的外部环境。但是，如果外部的生存法则很残酷，通往成功的道路只有爬金字塔这么一条，众多动物必定一拥而上，蜗牛最多也就落得个当垫脚石的份儿。为了保障雄鹰之类更有实力的动物能更快抵达金字塔顶，肯定要设计不同的路径。
在对这个虚拟故事有了一些反思的基础上，再回到现实世界看待划分重点班非重点班的那些事儿，就会比较容易理解。现实社会的生存法则同样是比较残酷的，当下衡量成功的标准仍然相对单一而世俗——考个好大学，找份好工作，车子房子票子……这种单一的价值观自然会向下传递：要考个好大学，就要上个好中学;要上个好中学，就要上个好小学……所以这种“不能输在起跑线”的教育焦虑感，会自然而然地在普通民众中蔓延。几乎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雄鹰一样在“快车道”上疾驰，极少有人心甘情愿地牵着一只蜗牛在“慢车道”上缓行。因此，在充斥着成功学和竞争学的社会中，必定要求分出快慢，分出重点和非重点。民间对此有着巨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基本不会因为高考录取率的提升而有所改变，因为优质资源总是相对稀缺的。同时，这种需求也不会因为《义务教育法》明令禁止就有所萎缩。曾有人认为，重点班之所以长期存在，屡禁不止，是因为《义务教育法》执行力偏弱，惩治力度不够。在笔者看来，这是板子打错了地方。因为就算施以强法，民间需求也自会转向地下，重点班这种形式只是会变得更加隐蔽而已，比如变身为各类“占坑班”或通过民办机构来运作。
要破解这一困局，不能把思路局限在《义务教育法》和学校两方，而应挖掘更为根本的社会根源。如今的中国社会，年轻人成长的道路不可谓不宽广，取得成功的途径不可谓不多元，但遗憾的是，整个社会往往还是习惯以一种较为单一的金字塔式的价值观去衡量成功与否，这是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
重点班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投射。因此，只有创设更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家长和学生身上的那种教育焦虑才会渐渐褪去，重点班也自然会失去生存土壤，这一难题才能得到根本破解。这种社会环境和制度应当让年轻人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成长道路和努力方向的机会——要去登金字塔，可以根据自己的天赋选择雄鹰的快速方式，也可以遵循自己的兴趣选择蜗牛的缓慢方式;如果不想去攀登金字塔，也还有更多迈向成功的路径。
别让“凡事要趁早”放大教育焦虑
在家庭教育中，我们经常引用一些名言，比如“出名要趁早”“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忽略语境和具体条件，也容易走向反面。当下弥漫在不少家长中的教育焦虑，与此密不可分。
“出名要趁早”转化成教育观念，就成了“识字要趁早”“报班要趁早”“出国要趁早”，总之“凡事要趁早”;“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更是如此，既然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也不能输在长跑途中，更不能输在终点线上。而一旦被上述思维主导，一切将变得难以控制：你家孩子要趁早，别人家孩子想要更早;你家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偷跑”，别人家孩子想要跑得更早、更快。如此一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陷入一种类似“囚徒困境”的恶性循环。
“凡事要趁早”的思维加剧了现实中的教育焦虑，而教育焦虑的蔓延又反过来助推着“凡事要趁早”思维的流播。在这种群体性焦虑的氛围中，很多家长身不由己地被推着往前走，有的甚至慢慢丧失理智，只顾埋头快跑，顾不上抬头看一眼前方。
洞悉了上述心态，一些看似不正常的教育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一些基层中小学和“禁补令”玩起了“躲猫猫”，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前开学。在辽宁辽阳，本该30多天的寒假在一些中学缩水到只有约20天。在山西高平，某中学开设了“空中课堂”，要求学生必须守在电脑前看“直播”——各科老师轮番讲解寒假作业。不少家长明确表示“支持学校、支持补课”。在一些地方，围绕着违规补课，几乎织就了一张“上下同心”的利益网。家长、教师到底在急什么?
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当一些家长、教师仍在驱赶着孩子在更早更快的道路上狂奔时，事实却在不断证明着其不可持续性。新时代的青少年越来越不认可这种“凡事要趁早”的教育思维，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当下越来越多的90后大学生开始选择“慢毕业”“慢就业”，给自己的受教育之路和职业规划留出更多弹性空间。
在“凡事要趁早”的教育环境中，教育被异化成一种速度的比拼、时间的消耗。在这种非良性竞争的模式下，几乎不可能有孩子成为真正的赢家。对于这种教育怪现状，显然不能听之任之。最近，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开始整顿校外培训机构，禁止其举办与升学挂钩的竞赛，上海奥数“四大杯赛”中的三个被取消或改名，这样的行动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只有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长齐心协力，才有望缓解和破除被种种焦虑裹挟的现实教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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