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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保温杯突然火了。缘起只是一位曾经“摇滚”，如今已年过半百的乐队鼓手端着保温杯喝水的照片，当事人今昔之间的对比，引起了对所谓“中年危机”的集体共鸣。
有人认为，这样的共鸣反映出一种对中年心态的警惕。耐人寻味的是，热衷于关注这一问题的，除了加班之余自嘲一下的中年人，还有很多是以“九二中年”自诩的年轻人。中年的话题跨越了代际，正说明它所辐射人群的普遍性。
平心而论，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确面临着现代化和老龄化等多重命题。一方面，近4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结构需要调整，经济动力需要切换，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跨越;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老化，也带来社会保障和心理调适等方面的种种问题。假如不能在转型中完成相应的调整，那种担心失去竞争优势、害怕落后于时代的焦虑感确实可能蔓延开来，不管你是不是已经人到中年。
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也证明了转型期社会心态与生理年龄其实没有必然联系。有人总结日本社会存在的“现代病”，高居榜首的是“海螺小姐综合征”，意思是说，动漫节目《海螺小姐》的播放时间为每周日下午，每当此时想到第二天要工作，就会感到十分忧郁。而“拒绝长大，希望一直停留于儿童时期”的“彼得潘综合征”，和感叹自己人生悲惨的“心之谷综合征”等，它们的高发人群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如何保持人生奋斗和国家发展的朝气和锐气，才是超越年龄、需要所有人去共同解决的问题。
从这样的角度审视那些围绕保温杯的讨论，得出的并非悲观无奈的结论，而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迟缓、停滞、消沉的警醒。事实上，当下的中国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忙，觉得无数稍纵即逝的机会在迎面而来。但就大多数人而言，对“中国速度太快”的吐槽，并不妨碍时不我待的行动。那些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都不缺少一只只保温杯，不论它里面沏的是茶，还是咖啡。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按下中国发展的快进键开始，经济社会飞跃和治国理政的成熟组成了令世界着迷的“中国经验”;同时，中国老百姓勇于去不断突破自己的“中国体验”也独一无二。中国经验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历史没有终结。“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唯有永不停下改革创新的脚步，才能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都想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中国人，拥有的不只是焦虑，更有一股永远只争朝夕的力量。
这股只争朝夕的力量，借助新技术、新趋势带来的新契机，正在悄然改变中国。从一间间灯火通明的创新工作室，到蓬勃发展的电商平台，再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类分享经济，很多人借助创新大潮，实现着人生梦想，更多人的生活因此而愈加丰富多彩。5年间，有多少新经济边界，因核心技术的突破、因对外合作的拓展而生长?又有多少传统行业，在改革创新中扔掉了历史包袱，重新找到了市场?
无论是中国人的发展，还是中国的发展，都在悄悄跨越历史节点。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今天的国人正在更上一层楼。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除了要部署“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要设定如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向往更好生活的中国人，无论青年还是中年，都将比过去更加忙碌。
中年面临的问题确实比青年更复杂，但中年解决问题的办法、把握机会的资源和能力往往也更多更强。“到了这个岁数，喝啤酒都想放两粒枸杞”，并不是也不应该是我们社会的真实生态。中国有2020，还有2050，还有伟大梦想，不失朝气锐气，不畏奋斗之苦，我们才不会错失这个非凡的时代。
延伸阅读
“中年危机”源于对未来的焦虑
最近,很多人都说微信朋友圈被“中年危机”一词刷了屏。“中年危机”本来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不足为奇，但为什么这个词在眼下会突然引爆舆论?这倒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看了很多朋友的感慨，觉得这次在朋友圈里热议的“中年危机”，与心理学所说的“中年危机”不完全相同，它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宣泄着一种全民性的焦虑，与年龄关系不大。当下从在校的大学生到退休在家的老头老太太，许多人似乎内心都充满了焦虑，只不过人到中年的这个人群，压力更大，焦虑更甚。另外，也是因为中年是当下社会中坚，社会发声渠道多，更容易受到社会关注而已。
再细考察会发现，我们生活中很多人的焦虑，着眼点不是当下，而是未来。即使当下在很多人眼中事业比较成功的人，也会因未来生活中可能面对的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充满了焦虑，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
对未来的焦虑，说白了，是不确定性影响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但当这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情绪，我们就不能仅仅简单地从性格上、心理上分析原因，我们应该考虑我们的社会机制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如何通过社会建设来化解全社会的“中年危机”。
回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每一个改革举措都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让不同阶层的绝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所以，社会总体上弥漫着昂扬向上的氛围，人人都相信未来会更好。当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社会利益机制已经空前复杂化，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同时并行;同时，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调整增长后，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环境代价日益高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而社会不公的现象变得突出起来。这一切，都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人对未来的预期。
当下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当然是通过制度设计，增加人们生活的保障，尤其是对社会低收入阶层的保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比如进一步增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公众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通过提高城乡社区自治程度，加强社区建设，增强公民对社区认同感，积极鼓励公众通过参与社区事务增加个人的“社会资本”，帮助更多人摆脱“原子化”生存状态。
总之，我们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增进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只有对未来有良好的预期，“中年危机”才不会成为全社会人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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