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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对个人信息的各种商业利用已远远走在了隐私保护前面。登录电商网站，推荐商品多是依据浏览痕迹;打开微博微信，广告投放定向植入;打开理财客户端，首页也因人而异……通过对浏览记录、点击频次的统计分析，从中挖掘出性别、职业、喜好、消费能力等信息，被不少企业视为理所当然的商机，然而在隐私保护方面鲜有人投入同等的关注，这无疑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大数据算法在商业应用中一骑绝尘，说明在个人和商家的博弈框架内无力解决好隐私保护问题。因为个人选择空间很小，你要么选择让渡自己的信息，要么远离其他人已经拥抱的便捷生活。只有公共管理部门介入，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平衡这一对矛盾。近日，针对这一隐患，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和国家标准委等四部门联合启动隐私条款专项工作，首批将对微信、淘宝等10款网络产品和服务的隐私条款进行评审，力求提升网络运营商个人信息保护水平。公共监管深入微观层面，对个人信息保护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拓展。
相比个人信息应用方面的大踏步前进，隐私保护目前只有一些抽象的法律原则性条款。在实际生活中，哪些信息采集是必要的，基本没有经过法律的审视，而取决于商家的需要。比如，注册一个APP，就需要提供手机、身份证等各种信息;办一张会员卡，生日、住址等都是必填项。当前的保护政策，未触及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微观层面，无力扭转当前对个人信息的滥采滥用，导致个人隐私的边界不断后退。
事实上，在社会治理层面，隐私保护在价值排序中也处于比较低的优先级。比如，共享单车要求实名注册，从解决乱停乱放的角度看当然合理，但从隐私保护的角度看，等于是把所有责任都放在企业自律身上;行人乱穿马路的现象让很多城市管理者头疼，部分地方选择利用面部识别定位、将路人信息公布于大屏幕的方式来应对，效果固然有了，但显然是完全没考虑个人的隐私权，更遑论保护了。
隐私保护的粗放滞后，与我国大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现状显然是不匹配的。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产生和积累数据体量最大、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智慧物流、移动支付等垂直领域全球领跑，如果任由信息流像脱缰野马一样，迟早会对公民个人生活产生破坏性影响。在这方面的社会治理水平，倘若跟不上商业开拓的步伐，时间一长就会造成四面漏风的状况，到时候想保护也得付出比现在大得多的努力和代价。
互联网生活早已成为公共生活一个庞大的子集，个人信息保护不能纯粹指望约定俗成的自律，而要通过具体而微的制度建设使之变成一项可以积极主张的权利。目前流行的“个人许可”监管模式，搜集者的责任仅限于征得所有人的同意，并告知用途，而许可者无法确认信息的最终流向，权利和责任是失衡的。此次四部门联合开展隐私条款专项工作的意义，不只是在具体政策层面上进一步明确对数据搜集使用者的监管，更重要是完善隐私保护的政策框架，在个人生活、商业利益、社会治理之间寻求可能的平衡。
大数据号称“网络时代的科学读心术”，它的价值就在于能把人的特征、行为、选择等信息化，反过来为人类生活提供某些便利。身处这样一个时代，生活中完全拒绝让渡任何个人信息，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能做的，是让这个信息交换过程变得更可控，造福社会而不是毁坏人们的生活场景。
延伸阅读：
信息时代如何保护个人隐私信息不被泄露
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网上注册个账号学习英语，一些课程广告就充斥邮箱;开个股票账户，还没交易就有各色理财顾问前来“问候”;买了把吉他，一些音乐培训机构的学习建议就拍马赶到……除了个人姓名、性别等信息，这些陌生的“关心”者甚至连你的年龄、职业、家庭住址、婚姻状况等信息都了如指掌。
信息泄漏，使我们像生活在透明玻璃房中一样，个人隐私被一览无遗，它不仅仅造成信息骚扰，还可能带来巨大的伤害。一些电信诈骗案，正是凭借私密的个人信息骗取受害者信任后，才得以实施不法活动。
我们在工作、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生产”信息。移动互联时代，随着社会对大数据的重视，这些行为特征都可能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数据充沛的时代，也往往是隐私保护脆弱的时代。面对日益膨胀的数据，我们不得不为数据安全性而担忧。
现实中，我们不断地重复提交各种信息，注册网站账号、办理会员卡、填写快递单……有些不是必需的也要求填上身份证、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有时候，不同部门重复收集同一种数据，甚至在不同环节也在重复收集。至于为什么需要它，又有何用，却鲜有说明。事实上，这些收集的数据相当一部分沉淀在部门、机构的电脑、档案库中，一旦落入不法分子之手，隐患极大。部分商业机构的做法较为出格，比如，一些应用软件没有风险提示，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读取你的位置、通讯录等隐私信息。这些信息真的有用吗?还是被别有用心的机构用来贩卖牟利?
存储在云计算中心或服务器上的数据，如果没有加密保护，一旦被黑客入侵，数据就会很容易被复制、转移，造成隐私“裸奔”的窘境。面对数据泄露风险，很多机构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并没有跟上。数据收集越多，采集机构越杂，安全隐患越大。我们在要求加强数据安全保障的同时，也需要反思，数据收集有时是不是过头了?
我们不是反对数据收集，而是要厘清公共部门或商业机构数据收集的边界。普通人“生产”数据，让渡所有权，处于数据链条的下游，在风险面前，就应该有受到保护的权利。面对公共数据采集，有了解合法性的自由;对于商业数据采集，有明晓用途的权利;监管部门也有监督、审核，保障公民信息安全的义务。
为了明确数据收集边界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做出了一些探索。比如，为了规范政府信息收集，美国颁布了《纸面工作精简法》，规定任何一个部门如果要向社会收集数据，必须得到信息管制办公室的批准。只有要求合理，才会被授予“信息收集许可号”。这既是政府收集数据的凭证，也限定了数据收集的范围。
信息安全千头万绪，数据管理不该“删繁就简”。数据采集该有个规矩，再配合强力的个人隐私保护措施，我们才可能减少乃至消除在透明玻璃房中的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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